唐仲友 táng zhòng yǒu

人物事件

为官履历 1136年出生与浙江金华。 1154进士，通判建康府。1161年中宏词科，这一科目是进士的增加科，以文辞著称。 1161年十一月担任从事郎，1164年正月初七任满离职，到秘书省担任正字。同年年底，其父唐尧封因为与权臣钱端礼不合，被朝廷罢免。唐尧封离开京都时“馆学为空"，文人士子争相送行。第二年二月，钱端礼兼参知政事，得拦大权，唐仲友被放到湖南南岳庙任职。 1170年，离京五年多的唐仲友回到建康，继续担任秘书省正字，此时王淮已颇有权势，钱端礼失势，侧面反映了唐仲友离职的政治色彩。 1171年任实录院检讨官。 1172年五月任著作佐郎，同年八月，担任信州太守，离开中央。 1180年，从信州调往台州，因《信州志》失传的缘故，此间其作为不得而知。 1181年修建中津桥，同年修缮白鹤山灵康庙，台州学宫（官学）。1182年，拨款给百姓修建桐山桥，桥没有建成因朱熹弹劾免职，八月离开台州，此后开坛讲学，再未担任官职。1183年，桐山桥修好，1184年有所损害，1185年，台州百姓找到唐仲友，希望修缮桐山桥，唐仲友提出修改意见，捐款二十七万文(相当于他官职最高时八个月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占据了修桥资金约三分之一。 1188年逝世，时年五十三岁，《金华府志》说他死时，家中贫困，买墓地的钱都没有，而他三年前的捐款，相当于南宋最低级官员数十年的工资。

奇闻趣事

说起唐仲友，立即就会遇到一个历史上聚讼不已、至今亦难以辨清而又无法完全绕开的问题，这就是朱熹何以要六上奏章严辞弹劾他。因为此事不仅对当事的唐、朱二人均有重大影响，而且影响到南宋儒学，并从一个侧面生动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状况，故而我们在此先加概括性叙述，并稍作分析。 当时主要有下列几种传闻：一是说唐仲友与吕祖谦因学术上不合而结下怨仇，右袒吕祖谦的朱熹借机奏劾唐仲友。《吹剑录·四录》记吕、唐夙怨道：“东莱与唐悦斋同试宏词，问唐路鼓在寝门里、寝门外，曰：在门里。及试出检视，始知为其所诒。既而悦斋中选，东莱语之曰：只缘一个路鼓，被君掇在门里。”周密《齐东野语》则径谓：“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吕伯恭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朱主吕、故抑唐。”二是说就“恃才轻晦庵”的唐仲友与陈亮矛盾不和，仲友尝嘲笑陈亮学问粗疏，加以唐、陈二人争夺色妓，情场败北的陈亮遂向朱熹进谗言，朱熹据之而六劾唐仲友。《齐东野语》卷十七《朱唐交奏始末》记之曰： 朱平时恃才轻晦庵，而陈同父颇为朱所进，与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尝狎籍妓，嘱唐为脱籍，许之。偶郡集，唐语妓云：“汝果欲从陈官人耶？”妓谢，唐云：“汝须能忍受冻乃可。”妓闻，大恚。至是陈至妓家，无复前之奉承矣。陈知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朱问：“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作监司？”朱衔之，遂以部内有冤狱，乞再巡按。既至台，适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陈言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言，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驰上。时，唐乡相王准当轴，既进呈，上问王，王奏：“此秀才争闲气耳。”遂两平其事。 《林下偶谈》卷三《晦翁按唐与正》所记与之有别，但更为具体：“金华唐仲友……居与陈同甫为邻。同甫虽工文，而以强辨侠气自负，度数非其所长，唐意轻之，而忌其名盛。一日，为太学公试官，故出《礼记》度数题以困之，同甫技穷见黜。既揭榜，唐取同甫卷示诸考官，咸笑其空疏。同甫深恨。唐知台州，大修学，又修贡院，建中津桥，政颇有声，而适度于官妓，其子又颇通贿赂。同甫访唐于台州，知其事，具以告晦翁。时，高炳如为台州倅，才不如唐，唐亦颇轻之。晦翁至，既先索州印，逮吏旁午，或至夜半未已，州人颇骇。唐与时相王季海为乡人，先密申朝嫌省避晦翁按章。及后季海为改唐江西宪，而晦翁力请去职。盖唐虽有才，然任数要非端士。或谓晦翁至州，竟按去之足矣，何必如是张皇乎？同甫之至台州，士子奔奏求见。黄岩谢希孟与同甫有故，先一日，与楼大防诸公饮中山上以传之，赋诗有云：‘须臾细语夹帘言，说尽尊拳并毒拳。’语已可怪。既而同甫至。希孟借郡中妓乐燕之东湖，同甫在座与官妓语，酒至不即饮，希孟怒，诘责之，遂相詈之，妓乐皆惊散。明日，有轻薄子为谑词，末云：‘何一时尊酒，重与细论文。’一州传以为笑。”三是朱熹受高文虎迷惑而劾唐仲友，此为《林下偶谈》首主其说，《金华徵献略》则据之发挥道：唐仲友“政声烨然，为同官高文虎所忌，谗于提举刑狱朱熹，劾罢。”四是说唐仲友主苏氏蜀学，而朱熹主程氏洛学，故因学术歧异而生发出朱劾唐之事。《四朝闻见录》上乙《洛学》记曰：“淳熙间，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上将置唐于理。王（准）与唐为姻，乃以唐自辨疏与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孰是。王但微笑，上固问之，乃以朱程学、唐苏学为对，上笑而缓唐罪。时，上方崇厉苏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为解。” 年代久远，众说纷纭，我们今日对于朱熹、唐仲友交章互奏之事实在难以论辨是非，亦无需强作解人。不过，透过大量相互间颇有矛盾的说法，尤其是细味朱熹的奏章，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点认识，即：唐仲友识治体、有干才。《金华耆旧补》卷十九谓：“仲友邃于经学，通性命之理，下至天文地理、兵农、礼乐刑政、阴阳度数、郊社学校、井地封野，探索考订，体该本末，一一可见诸用。登绍兴辛未（1151年）进士，复中宏辞科，判建康府。上书累万言，言时政甚切。兴利除弊，政声赫然。”可见，他为学不拘一隅，且更重学以致用。在台守任上，他修路建桥，大兴文教，虽未必做到了“兴利除弊，政声赫然”，却也确实取得了些政绩。但为学驳杂而又重实用实功实利的唐仲友，其为政举措颇有违于朱熹所认同的儒学基本原则之处，如其集资建中津桥本不失为一善举，但该桥既成，他设卡收税，专门拦截过往船只，三日一放，故朱熹在《按唐仲友第三状》中指责其“百端阻节搜检，生出公事不可胜计”。又如，灾荒中，唐仲友尽管也有“发粟赈济，抑拊弱”之举，但他不顾荒年民困的事实，为完成朝廷和户部下达的限时上交税收任务（7）而委派酷吏干官四出坐镇各县刻急催督，更添新税残民，致使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朱熹在赴浙西提举任上目睹台州灾民扶老携幼逃荒的惨景，遂在未入台州界便先写出了劾唐仲友的第一状，斥道：“知台州唐仲友催督税租，委是刻急……急于星火，民不聊生。”因此，朱熹在六道劾章中指责唐仲友的罪状，不少是属实的。当然，朱熹严参唐仲友，也确有如唐有为所说“疾恶太严，所谓偏隘也”之处，如抓住唐仲友以公款刻书及与营妓有染这样一些于节行有亏之事大做文章等等。 唐仲友诚然远远不是德性美善之人，但如不以人废学，则从儒学发展史角度看，他还是有不少可以称道的学说思想，并应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一定历史地位的。全祖望将唐仲友所为经制之学与吕祖谦兄弟的性命之学、陈亮的事功之学相提并论，称：“乾、淳之际，婺学最盛。”黄宗羲则谓：仲友之书“虽不尽传，就其所传者窥之，当在艮斋、止斋之下，较之水心，则稍醇，其浅深盖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