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
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
有能绍明世、正《易传》，
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
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
余闻董生曰：
‘周道衰废，
孔子为鲁司寇，
诸侯害子，
大夫雍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
道之不行也，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以为天下仪表，
贬天子，
退诸侯，
讨大夫，
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
‘我欲载之空言，
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
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纪，
别嫌疑，
明是非，
定犹豫，
善善恶恶，
贤贤贱不肖，
存亡国，
继绝世，
补弊起废，
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
故长于变；
《礼》经纪人伦，
故长于行；
《书》记先王之事，
。
故长于政；
《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
故长于风；
《乐》乐所以立，
故长于和；
《春秋》辨是非，
故长于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
《乐》以发和，
《书》以道事，
《诗》以达意，
《易》以道化，
《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
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
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
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
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故曰‘臣弑君，
子弑父，
非一旦一夕之故也，
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前有谗而弗见，
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守经事而不知其宜，
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
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
必陷篡弑之诛，
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
为之不知其义，
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
至于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
夫君不君则犯，
臣不臣则诛，
父不父则无道，
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
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
则受而弗敢辞。
故《春秋》者，
礼义之大宗也。
夫礼禁未然之前，
法施已然之后；
法之所为用者易见，
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
孔子之时，
上无明君，
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
垂空文以断礼义，
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
下得守职，
万事既具，
咸各序其宜，
夫子所论，
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
唯唯，
否否，
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
‘伏羲至纯厚，
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
《尚书》载之，
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
诗人歌之。
《春秋》采善贬恶，
推三代之德，
褒周室，
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
至明天子，
获符瑞，
封禅，
改正朔，
易服色，
受命于穆清，
泽流罔极，
海外殊俗，
重译款塞，
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
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
有国者之耻；
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
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
废明圣盛德不载，
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
堕先人所言，
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
整齐其世传，
非所谓作也，
而君比之于《春秋》，
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
幽于缧绁。
乃喟然而叹曰：
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
夫《诗》、《书》隐约者，
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
演《周易》；
孔子厄陈、蔡，
作《春秋》；
屈原放逐，
著《离骚》；
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
而论兵法；
不韦迁蜀，
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
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
不得通其道也，
故述往事，
思来者。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
至于麟止，
自黄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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